不会画画的政客不是好政客?揭秘被政事“耽误”的艺术家丘吉尔

发布时间:2019-08-31 11:22:58 来源:竞技宝官网-竞技宝app-竞技宝点击:14

  artnet News,

  2019年3月4日

  

  1915年夏天,因受到加里波利之战(又称达达尼尔战役,丘吉尔提出凭借英国海军的实力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登陆,在加里波利登陆)的打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情绪一度低落。在这场战役中,英军伤亡惨重,最终被迫撤退。作为这场注定要失败行动的倡导者,丘吉尔首当其冲地为这场战役承担了责任。1915年5月,前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决定要共组联合政府,免去丘吉尔第一海军大臣职务,改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的闲职。备受排挤的丘吉尔决定辞职,一度深陷极度抑郁的情绪中,妻子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担心他会像爱尔兰艺术家威廉·奥宾爵士(Sir. William?Orpen)笔下的《丘吉尔》那样悲伤而去。

  

  因受到政界的排挤,丘吉尔夫妇躲到位于萨里郡一个租来的小乡村别墅寻求庇护,丘吉尔的弟弟杰克和他妻子Gwendeline(又名Goonie)经常来这里看望他们。Goonie是一位随身背着画刷和画架,颇有造诣的水彩画家。一次,她鼓励丘吉尔何不试试用画画来消遣,他立刻就迷上了画画,特别是油画这种比水彩画更持久的媒介。丘吉尔还专门派妻子到萨里郡戈达尔明(Godalming)附近的画材店为他买颜料,回伦敦后,他还在Roberson画材店开了个账户,定期买颜料、松节油、画布、画架等画材。为了瞻仰并学习前辈艺术家的绘画技巧,他第一次参观了国家美术馆。

  

  早年间,丘吉尔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和题材。他最早的作品之一就是在黑暗背景的映衬下,生动再现了他沮丧和孤独一面的自画像。1915年底,丘吉尔从政府辞职,重新入伍,并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Ploegsteert村庄短暂地指挥了皇家苏格兰燧发枪手团(Royal Scots Fusiliers)。现在他既是士兵,又是随身带着画笔和画布的画家。1916年初,他完成了几幅充满阴郁色彩,描绘了比利时西部地区弗兰德斯(Flanders)被摧毁的建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乡村。“我想,"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能安然无恙,这些(画)对我来说将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而且意义非凡。"确实,他挺过来了,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了好转,1917年他回到政府担任军需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年宣告结束。

  

  随着他状态的好转,丘吉尔开始画一些更愉快、更温暖明亮的风景画,这使得他的抑郁症好了不少,能从日常繁忙的公共事务的压力中解脱出来。1921年3月,时任殖民地大臣的他主持了一场会议,创建了(在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和约旦河东岸的新国家,并在开罗完成了一幅油画,他绘画风格的变化在这块画布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丘吉尔笔下的金字塔是金灿灿的,这是他迄今为止最生动、最令人愉悦的作品。当时的他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印象派画家对光和色的运用,以及英国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佳作。正如他之后所述“光就是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解药来与“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抗衡呢?

  

  在成为艺术家的道路上,丘吉尔不仅通过参观画廊向前辈艺术大师学习,还悉心向身边的艺术家们请教。他艺术之路上第一位领路人就是英国画家约翰·拉维利爵士(Sir. John Lavery),在丘吉尔被免除了海军大臣职务后,丘吉尔就和家人搬到了克伦威尔路上,拉维利爵士是他的邻居。1915年秋冬,丘吉尔和拉维利爵士经常一起在拉维利爵士的画室作画,他俩还经常互画对方。拉维利爵士的妻子Hazel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艺术家,时常提醒丘吉尔永远不要畏惧空白纸面。拉维利爵士认为,如果丘吉尔“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绘画大师,(如果)能当上皇家艺术研究院院长的话,丘吉尔也会给艺术界带来不少震动"。

  

  丘吉尔和拉维利爵士是好朋友,他们的妻子也一样(拉维利夫妇为丘吉尔和爱尔兰革命领导人迈克尔·柯林斯谈判战后《英国-爱尔兰条约》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在画画方面并没取得多少进步," 1923年1月,丘吉尔在戛纳写信给拉维利爵士时提到:

  “我非常珍惜你的出现,以及对我的鼓励……我已经花了四五天的时间,试着描绘出在港口清澈海水的映衬下,那些色彩鲜艳船只的绚丽倒影。我真希望看到你把它们画在上面。"

  

  同年,有人把丘吉尔介绍给了画家华特·席格(Walter Sickert),当克莱门蒂娜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她和母亲住在法国迪耶普(Dieppe)。1927年,席格与她重逢,并与丘吉尔建立了短暂且深厚的情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教丘吉尔如何准备画布,并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作画和上色技巧。更重要的是,席格教会了丘吉尔如何用照片进行创作,或者是把照片当做初步或辅助材料——把未完成的现场写生带回家,然后照着照片继续画。

  

  “我真的很激动,"1927年9月,丘吉尔在查特韦尔庄园写信给克莱门蒂娜时提到,“我受他的画影响很深,我找到了一种可以画出比我想象中更好作品的方法。作为画家,他真的给了我新生命。"在席格的指导下,丘吉尔偶尔也会以照片为基础,去画肖像。尽管他直到1955年才用这种方式为克莱门蒂娜创作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尽管这永远不会成为他艺术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拉维利爵士一样,席格也为丘吉尔画过像,但丘吉尔夫妇都不喜欢席格笔下的《丘吉尔》,因为他画的像个赌徒。两年后,他们友谊的小船就翻了。

  

  然而,丘吉尔似乎真的很喜欢和艺术家们在一起,这不仅是对他的政治友谊和敌对关系的可喜突破,也是为了自己。他喜欢谈论艺术,喜欢画家式的交谈,几位艺术家成为了他终生的朋友,后来他对Hazel Lavery和奥宾爵士的离世悲痛欲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宾爵士、拉维利爵士、Alfred Munnings爵士和William Nicholson爵士都被选为The Other Club的成员(译者注:1911年,丘吉尔成立了一个名为The Other Club的智库,成员包括不同政党或其他界别的人士,以吃饭为由,交流想法),丘吉尔认为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绝对算是最高荣誉,在这个组织里,他们不受限制、畅所欲言。他也很欣赏The Other Club中Edwin Lutyens爵士的作品,Lutyens在1938年至1944年间担任了皇家艺术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邀请时任国家美术馆馆长的年轻英国艺术史学家、他的朋友Kenneth Clark去自己的查特维尔庄园(Chartwell,温斯顿·丘吉尔最主要的住所),并定期与他到Clark位于30 Portland Place的豪宅共进晚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Clark在信息部工作期间,他俩还一直保持着联系。1953年7月,在丘吉尔中风时,Clark是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的晚宴嘉宾之一;他建议丘吉尔把哪些作品送到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夏季展览上展出;还建议英国艺术家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为丘吉尔八十大寿送上一幅表现其命运图景的肖像画,这幅画是受英国下议院委托绘制的。

  

  1922年,丘吉尔买下了肯特郡的查特维尔庄园。当他住在查特维尔时,绘画已经成为丘吉尔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天气好,他会画房子的外景;如果天气不佳,他会在屋里画静物——水果、花朵或瓶子。不久,他很快在其中一幢楼里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在40多年的时间里,丘吉尔最终完成了大约500幅油画——考虑到他的时间、精力和想象力,这是一个惊人的产出。事实上,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他的许多非政治活动中,绘画已经排在了写作之后。但是绘画与写作之间有两个显著的区别。

  

  丘吉尔是抱着目的性进行写作的:他的家庭、维护政绩、干涉当局、以及为他奢侈的生活提供资金来源。相比之下,他绘画完全是为了修养身心。虽然他为自己是职业作家而倍感自豪,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位“业余艺术家"。虽说写作是为了赚钱,但他从未打算卖掉自己的“小画"来增加收入。此外,尽管丘吉尔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发言、准备和发表演讲、在午餐和晚餐桌上发表独白,以及口述他的新闻和书籍,但绘画似乎是他在全神贯注休息状态下的唯一活动。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下,把他的注意力从别的事上移开。即使在他晚年的时候,当他带着画笔和颜料远行,还有一大群随从同行时,他仍会在他的画架前保持专注,静下来。

  

  尽管丘吉尔通过绘画能舒缓身心、陶冶情操,但他的这个新爱好很快就被公众所熟知了,虽说是以一种次要的方式。1921年1月,丘吉尔以Charles Morin为笔名,在巴黎Druet画廊展出了他的众多早期油画, 并以每幅3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四幅风景画。四年后,他在伦敦Sunderland House举办的一场业余艺术竞赛中获胜,评委包括画家Oswald Birley爵士、艺术经纪人Joseph Duveen和艺术史学家Kenneth Clark。丘吉尔看到了新闻报道的可能性,分别在1921年12月和1922年1月的《Strand》杂志上连发两篇文章,阐述了他对绘画的理解。

  对克莱门蒂娜而言,她常常把她丈夫的名声看得比丘吉尔自己还重,她担心这种出自素人之手的“天真或自负"作品可能会“惹怒"艺术机构,“(丘吉尔)你对艺术还不够了解"。“你说的关于绘画的那篇文章,"丘吉尔轻松地回答说,“我会仔细考虑的,"并完全不顾妻子的劝告。丘吉尔的意思是,前英国首相Arthur James Balfour和Bonar Law都能分别写关于高尔夫或哲学,或者国际象棋的文章,“我为何不能",还表示自己的文章“轻松有趣,不会冒犯专业画家"。丘吉尔“鼓励人们拿起画笔,看看他们能否获得我在业余绘画过程中的那种乐趣。"

  

  尽管丘吉尔以自我为中心,但他在写这些文章时却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谦逊和自嘲式的坦率,充满了活力与趣味。他对自己是如何拿起画笔,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并坦率地承认他的艺术天赋是有限的——只是“周末和假日的业余爱好者"。“我们没有雄心壮志,"他坚持说,“我们不渴望杰作。我们只满足于在颜料盒里自由挥洒。"但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表示,“大胆是唯一出路"。他曾是退役军人,后来成为画家。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面对的那些空洞、质朴而又令人生畏的画布想象成一场意志的较量,必须通过强有力色彩的碰撞一一实现。正如他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绘画不仅有疗愈和娱乐的效果;还有被强迫的韵味。丘吉尔还赞扬了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称赞他喜欢明亮生动的色彩:“我因鲜亮的色调而愉悦,这让我对一些深沉的颜色感到‘抱歉'。"

  他特别欣赏特纳、印象派画家以及马蒂斯,并和他们一样沉迷于光线对风景、水景的影响。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这些艺术家是他的榜样,也是他的灵感来源。丘吉尔坚持认为,绘画赋予了人们一种更强烈的自然界的感觉,在不使得身体疲劳的情况下刺激心灵,给人们极大的动力去遥远的地方。绘画是能一直抚慰人心的爱好,使人感到舒适和快乐。尽管克莱门蒂娜很担心,但这些文章还是广受好评,它们也证明了丘吉尔作为业余艺术家的声望越来越高。那时,他定期参加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夏季宴会,不仅以首相的身份,更因为他的画。在1919年的晚宴上,丘吉尔在关注国际事务时,也简要地谈到了“艺术",特别是当时美国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 描绘了极为“悲剧性的一幕"——被毒气伤到失明且受伤的士兵(译者注:萨金特在战时接受了一项特殊工作,即公派战争记录画家。这段经历使他于1919年完成了大型作品《毒气战》)。 丘吉尔总结说,他希望艺术能“从这场战争的悲剧、考验和磨难中摆脱出来……就像往常那样美"。

  

  1927年,丘吉尔在对“英国政府"的祝酒词中谈到了“艺术与政治",坚称艺术家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因为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乐趣。他接着说,那一年展出的画作是“数小时愉悦,数小时高效创作"的结果,并被他生动地描述为“杯中阳光、捕捉灵感、永恒快乐"。 在比较艺术和政治时,他表示在艺术和政治领域中,天赋与判断力都很重要,都包含“三种主要元素",即“用色、比例和设计"。毫不奇怪的是,丘吉尔认为“在艺术和政治中,用色远远比设计和比例重要。在绘画方面,我的确强调用色,"他接着说,“我并不完全反对在政治上的用色。"不过,他也承认在艺术上,用色需要受到比例和设计的约束,这一点和政治上是共通的。

  

  那时,丘吉尔画了不少静物、室内室外、风景和海景作品。查特韦尔庄园是他的主题,他在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又称丘吉尔庄园)的许多油画作品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丘吉尔和妻子是他们贵族亲戚和有钱有势朋友们乡间别墅的常客,因此丘吉尔画过肯特郡林姆尼港(Port Lympne)、萨顿广场(Sutton Place)以及Wilton和Cranborne豪宅庄园(Wilton and Cranborne Manor House)这些主题。丘吉尔也越来越被法国乡村和地中海海岸明媚阳光和艳丽色彩所着迷,他经常和女主人Maxine Elliott、富翁威斯敏斯特公爵以及两位媒体大亨罗斯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和贝佛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待在一起。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第九代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康苏爱罗·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但后来她离婚了,改嫁给一位富有的法国人。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还在悉心听取建议,并与另外画家Paul Maze和William Nicholson爵士相识。Maze是法国人,也曾是一位杰出的战地画家,丘吉尔与他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1934年,丘吉尔还为Maze的回忆录《A Frenchman in Khaki》写序。但Maze认为丘吉尔“刚开始从艺时,受到太多人的影响",对(丘吉尔的老师)拉维利爵士不屑一顾,称他 “圆滑肤浅"。William Nicholson爵士则是一位公认的肖像、风景和静物画家。丘吉尔之后提到,Nicholson是“教会我绘画的人"。克莱门蒂娜对Nicholson也很崇拜,因为她相信Nicholson相对柔和的色调能“削弱"她丈夫艳丽的用色。她更希望丘吉尔描绘的“阳光灿烂的场景"能借鉴一下“Nicholson冷静且淡雅的色调",而不是如她所担心的那样色彩太过艳丽。 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在婚后有许多分歧,对他画的画也不例外。她觉得其中很多画都“完成得太过了",她不像他那样喜欢地中海的海岸、高耸的山峰和白雪皑皑的山脉,而他对这些地方从来就不怎么上心。

  

  1935年末,他发现了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作画的乐趣,住进了La Mamounia酒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酒店之一。丘吉尔爱这里的暖意、阳光、花园、棕榈树和阿特拉斯山脉的景色,他认为自己在这里所画的画“比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出色……"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马拉喀什对丘吉尔来说非常特殊,但对妻子来说就那么回事。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丘吉尔都不在办公室,终于腾出手完成他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1st Duke of Marlborough)的多卷集传记,以及他《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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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写了篇关于《漫画与漫画家》(Cartoons and Cartoonists)的文章,在访美期间会见了好莱坞的演员,并为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爵士(Sir. Alexander Korda)写了剧本。1932年和1934年,他在《每日邮报》为皇家艺术研究院的两场夏季展览撰文(尽管这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实际上都是由丘吉尔的前私人秘书和Edward Marsh爵士代笔完成)。

  他特别关注他朋友和老师,比如像奥宾爵士、埃德温·鲁琴斯爵士和华特·席格,以及他的政治伙伴Lord Hugh Cecil、 Lord Irwin、斯坦利·鲍德温和前英国首相兼外务大臣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画像(尽管他不喜欢英国画家Dame Laura Knight对公爵夫人Rutland的描绘)。但在这两篇评论中,他对英国画家Alfred Munnings的作品给予了特别关注。一幅是“如夏天般的恋曲景致",另一幅是“精致的白棕色雪景"。

  他还特别提到了埃德温·鲁琴斯爵士尚未完成的杰作——利物浦罗马天主教教堂。他很高兴看到展出的作品“几乎没有不修边幅的作品",他还称赞道:“ 对色彩的热爱是当今艺术的特征。"他还赞扬了皇家艺术研究院,称它“首先是一个国家机构,就像‘桂冠诗人'的称号(Poet Laureateship,经由政府官方任命的诗人)或者荣获Derby奖一样,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承认图形艺术的存在以及重要性"。

  即使在“荒无人迹的年代",身为普通公民和业余艺术家(而不是执政政治家)身份的丘吉尔,经常被邀请参加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夏季宴会,他曾在这里发表过两次演讲。1932年,他身为“政治画家",正如他自嘲地解释的那样,“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给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学者讲艺术。" 相反,他选择以一种奇特且轻松的方式来描述政府官员的审美特征,尽管曾被政府边缘化。

  1938年,他谈到了皇家艺术研究院里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艺术中的传统与创新",这导致了学院内部保守派和现代派之间的分歧。丘吉尔虽说对保守派表示同情,却很婉转。他说道,“像皇家艺术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就游走在传统和创新之间,丢失了传统的艺术就像没有牧人的羊群。没有创新的艺术就形如一具尸体。"丘吉尔接着解释道,创新也有其局限性,“疯狂追求创新不是皇家艺术研究院的风格"。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学院的宗旨是为英国绘画和雕塑提供“强大、宝贵和持久的支援"。"在这个残酷的物质时代",丘吉尔总结道,“我们确实应该珍惜艺术。不对艺术抱有尊重态度的种族,将会遭受厄运的安排"。

  

  丘吉尔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表的每一次关于艺术的演讲,都在皇家艺术研究院。然而,只有一次例外。1937年7月,应拉维利爵士的请求,丘吉尔在伦敦New Burlington画廊以“海上力量"(Sea Power)为主题的艺术展开幕式上进行了演讲,展览汇聚了一系列有关皇家海军舰艇和英国商船的画作。然而,就在展览开幕的几天前,一场名为“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展览在慕尼黑揭幕,展览的目的是让现代艺术受到公众的奚落,希特勒也曾对其发表过言论,谴责所有这类作品都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产物。

  

  同年夏天,纳粹当局没收了此前一直收藏并展览前卫艺术阵地——德国博物馆里约1.7万件现代主义艺术品。在“海上力量"展览开幕式上,丘吉尔给出了他的反驳,他期待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到皇家艺术研究院发表演讲。他坚称,希特勒的言论“是非常极端且可怕的",在一个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国家里担任艺术家这样的职位,一定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差事"。他继续解释道:“如果,你(这里指艺术家)只有两种选择——作品被认可或被拒绝,这可能会极大地挫伤个人热情。"

  

  

  丘吉尔并不崇拜现代艺术或抽象绘画,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他才慢慢意识到,艺术表达的自由对任何珍视自由的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希特勒对现代艺术的攻击进一步说明了纳粹暴政的罪恶。当丘吉尔还是个任性的小学生时,他就一直反对专制,为个人主义而战。他相信,没有绘画的自由,就没有生活的自由。

  *本文节选自2018年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Publishing?PLC)出版,David Cannadine撰文的《丘吉尔:作为艺术家的政治家》(Churchill: The Statesman as Artist)

  文丨David Cannadine

  译丨Weixi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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